春秋时期的染料品种多样。当时的染料是指能溶于水并能上染纤维的色素，而颜料是指不溶于水的色素，必须借助其他手段来固着。植物染料染色是直接用染料植物的鲜叶或果实，榨取汁液制成染液发酵，再把待染织物浸入，或加热煮一段时间，使织物着色，所以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染色只能在夏秋季进行。
《荀子·劝学》中记载：“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染草，草之可染五色者，如藍以染青，蒨以染赤，皂斗以染皂。”人们把色彩纯正的五种颜色：赤、青、黄、白、黑称为正色，把五色之外的其他色彩称为间色，间色的获得是五色相调配的结果，最常用的是染黑颜料和其它色的套染而得出不同的间色。
一、织物的洗练
纺织品染色之前，必经的第一工序是洗练，特别是高贵的丝织品要求更高。洗练可以除去上面的胶质及杂物，同时也可缥白，使织品变得柔软、纯净，以便提高染色质量。这种染前的处理也称为“暴练”，多在春季进行。《周礼·地官》：“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周政府专设官员来掌管染事，对丝帛练染的时节也有把握。
练分为练丝和练帛二种。练丝即洗练缫好的蚕丝。春秋战国时期的练丝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练帛的方法是先把帛浸泡在含碱性较强的灰液中，“栏灰”即为楝木灰，郑玄曰：“蜃可以白器，令色白。”意为蜃灰，即贝类烧成的灰，碱性更强。在栏灰液中使丝胶发胀、溶解，再用蜃粉溶液使丝胶脱落。
待碳酸钙等沉淀后取出脱水，涂上石灰静置过夜。第二天再浇水脱水，最后再进行七日七夜的井水浸泡，即完成练帛程序。由于织成帛后脱胶要比丝困难，所以练帛时要在溶液中数次浸润，经过反复的碱性灰汁或灰处理以后，就把纤维外面的大部分丝胶除去，得到白色织物，可直接穿着，也可再进行染色。洗练实际起有漂白作用。
二、染色和画缋工艺
由于矿物颜料的不易溶性，我国古代纺织物的染色多为植物染色。用植物染料进行染色的称为“草染”。古人根据不同的染料特性而创造的染色方法计有：直染、媒染、还原染、防染、套色染等。
染色也可分作染丝和染帛。染丝即把丝线染色后用作绣线或织物的经纬线，染帛即对织物直接染色。染色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浸染，即把织物浸入染缸，为全部染色，有一次染成和数次染成之别。织物每浸染一次，就会得到不同的色相。
用茜草染色时，随着入染次数的增多，可得到由浅红到深红的色相。縓是茜素染红系列色谱中最浅的橙红，竀是稍带黄光的深红，纁为绛红，緅为黑中带红的颜色，缁为黑色。经过反复浸染，可得到不同的色彩，但颜色逐渐加深，七次浸染时就完全变为黑色。多次浸染法要掌据浸染的时间和染料的多少。
为加强颜料对织物的亲和力及丰富色谱，当时人们发现并采用了各种粘合剂。在染剂中加入粘合剂是为了使颜料的附着力增强，粘合剂多是有粘性的高梁和谷米。如年湖南长沙左家塘战国楚墓出土的对龙对凤纹经锦，为经二重组织，一种经丝用朱砂染成，紧靠在它一起的一种经丝用淡褐色植物染料染成，两种色丝上下交织，却不相沾染，便是加入了粘合剂的缘故。
染料中加入媒染剂可使织物的色相大大增加。一种染料中加入不同的媒染剂可染出不同的色彩。如将铁盐媒染剂加入茜草染液中，可变紫，加入苏枋、柘黄染液中可变黑。
画缋之事由“内司服”负责管理。袆衣为王后从王祭先王的奉祭服，玄色，“刻缯为翚雉形而以五彩画之，缀于衣上以为饰”；揄狄为王后从王祭先公和侯伯夫人从夫助祭服，青色，“刻缯为摇雉形而以五彩画之，缀于服上以为饰”；阙狄为王后从天子祭群小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祭服，赤色，“刻赤色缯为雉形，唯不画以采色，缀于衣上以为饰”。反映了周时衣服上先画后缋的情况。
《诗经》载的贵族礼服如“玄衮及黼”、“衮衣”、“黼衣”都是指有花纹的礼服。这种礼服在金文中也有记载，舀壶“玄衮衣”、“寰盘玄衮黼屯”、寰盘“玄衣黹屯”等，“玄衮”是在黑赤色的底帛上画出卷龙纹的礼服，而“黼”和“黹屯”是在礼服的边缘处彩绘或刺绣流行的花纹，“玄衮屯”就是绘有卷龙纹和五彩绣缘相结合的礼服。由此可知，贵族阶级穿的礼服是采用染绘、绣并用来装饰的。
从春秋时期出土的纺织物来看，贵族所使用织物图案讲究，色彩丰富，不是采用单一手法来表现。《墨子》：“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文采即是绘画和刺绣，是连在一起的工序。陕西茹家庄出土的织物，是先将布帛染色，画出纹样，再在上面用绣的方法构勒花纹轮廓，然后现用矿物颜料涂绘。画绘工艺，因工序复杂繁琐，费时费工，又因施绘色彩的牢固度差，后来逐渐被印花技术代替。
三、色彩等级观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的印染业发展迅速。此期文献典籍中多有关于织物染色的记载，《诗经》中多有描写。《诗经·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三白赤芾。”毛传：“大夫以上，赤芾乘轩。”《诗经·唐风·扬之水》中“素衣朱襮”，都是以赤为贵。《诗经·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记载了当时青年学子穿着青色衣服，学子在周时为贵族子弟。《诗经·郑风·瀚衣》中有“缁衣之宜兮”、“缁衣之好兮”，毛亨传：“缁”，黑色，卿士听朝之正服也。”可见黑色的正装在那时就被认为是合宜的好看的服装。
《诗经·郑风·出其东门》有“缟衣綦巾”、“缟衣茹藘”，“綦”为暗绿色，“茹藘”毛享传：“茹藘，茅蒐之染女服也。”郑玄笺曰：“茅蒐染巾也。”茅蒐即指茜草，绛红色染料，代称红色的巾。《诗经·序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里。”《诗经·王风·大车》中描写毛织物染色的“毳衣如菼”、“毳衣如璊”等。《诗经》中记载了多种当时人们的服色，表明春秋时期色彩已是很丰富了。
春秋时期随着染色技术的进步，服饰色彩丰富起来，见于丝织物的色彩越来越多。除五色外，还有红、蓝、绿、绀、绯、缇、纁、緅、綦、紫等。春秋早期，色彩的运用还是依照西周时期的传统。如对衣服颜色的要求还是以纯色为尚，不使用二色，否则被视为不祥之兆。
杨伯峻注：“偏衣，《晋语一》亦作‘偏裻之衣’。裻，背缝也，在背之中，当脊梁所在。自此中分，左右异色，故云偏裻之衣，省云偏衣。其色之一与公服同”。“衣，身之长也”、“服其身，则衣之纯”，“古代服色所以表明各人身份贵贱者。”
“必以纯色为服。古代戎服，尤贵一色，故谓之均服。”“当时在中原地区不合传统法度，被视为‘尨奇无常’招致不祥的奇装异服。故《周礼》阍人职守之一是‘奇服怪民不入宫’。”“偏衣”不合礼度，但出自晋侯之行为，表明春秋时礼制开始崩溃，同时也说明当时虽有此习俗但还没有形成严格的服色制度。《史记·苏秦列传》：“齐紫，败素也，而价十倍。”
齐桓公服紫，只是引起了众人的跟风而使紫色布帛价格的上涨，如果桓公是犯正的行风，在当时应遭到谴责才对，齐人都好服紫，说明当时没有认为紫色是卑贱的颜色。齐桓公在位时期正值春秋早期，说明此时色彩贵贱的概念还没有形成，随着染色技术的提高，染出的色彩愈多，人们选择的余地更大，桓公的服紫系个人喜好的原因。齐国人多穿紫衣除仿效原因外，也是因为齐地多紫草，其花与根都是贵重的药材，能治五疸病，所以齐人相信穿紫草剂染制的紫衣有一种防病祛疾的功能，起“护身符”的作用，也不是因紫色为贵的缘故。
总结
战国时期，色彩理论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统治者对色彩使用的规定，无疑是为了彰显自己的特权，他们以占有更多的社会美质为荣，以占有的多少来彰示阶级差别。色彩从原始时代人们对自然天地的崇敬而产生的朴素意义转变为阶级社会中意义的多元化，被注入等级社会的文化内涵，色彩开始成为等级制度的标志，成为了“明贵贱，辨等级”的工具。因此，五色观的形成标志着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色彩审美意识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