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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时期的爱情（节选）
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刚一走进还处在昏暗之中的房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就察觉出这种味道。他来这里是为了处理一桩紧急事件，但从很多年前开始，这类事件在他看来就算不上紧急了。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流亡者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曾在战争中致残，是儿童摄影师，也是医生交情最深的象棋对手，此刻已靠氰化金的烟雾从回忆的痛苦中解脱了。
医生看到死者身上盖着一条毯子，躺在他生前一直睡的那张行军床上。旁边的凳子上放着用来蒸发毒药的小桶。地上躺着一条胸脯雪白的黑色大丹犬，被拴在行军床的床脚。狗的尸体边是一副拐杖。闷热而杂乱的房间，既是卧室也是工作室，此刻，随着晨曦从打开的窗子照进来，才开始有了一丝光亮。但只这一丝，已足以让人即刻感觉到死亡的震慑力。另外几扇窗子和房间的所有缝隙，不是被破布遮得严严实实，就是被黑色的纸板封了起来，这更加重了压抑的气氛。一张大桌上，堆满了没有标签的瓶瓶罐罐。两只已经掉皮的白镴小桶，笼在一盏红纸罩的普通聚光灯下。尸体旁边的那第三只桶则是用来装定影液的。到处都是旧杂志和报纸，还有一摞摞夹在两块玻璃片之间的底片，家具也破败不堪，但所有这些都被一双勤劳的手收拾得一尘不染。尽管窗外吹来的凉风使空气变得清新了一些，但熟悉的人仍旧能够闻到苦杏仁的气息中那种不幸爱情的温热余味。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曾不止一次地在无意中想过，这里并不是蒙上帝恩召而死去的合适场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最终揣摩到，或许这里的混乱无章，也正是遵从了全能上帝的秘密旨意。
一名警官带着一个正在市诊所进行法医实习的年轻学生，已先行赶到这里。正是他们，在乌尔比诺医生到来之前，打开窗子通风，并把尸体遮盖起来。两人庄严地向医生致意。这一次，这庄严中的哀悼之意多过崇敬之情，因为无人不知医生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之间的深厚友谊。德高望重的医生和两人握了握手，就像一直以来，他在每天的普通临床课前都会和每一位学生握手一样。接着，他用食指和拇指肚像拈起一枝鲜花似的掀开毯子的边缘，以一种神圣的稳重，一寸一寸地让尸体显露出来。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浑身赤·裸，躯体僵硬而扭曲，两只眼睁着，肤色发蓝，仿佛比前一晚老了五十岁。他瞳孔透明，须发泛黄，肚皮上横着一道旧伤痕，还留有很多缝合时打的结。由于拄着双拐行动十分吃力，他的躯干和手臂就像划船的苦役犯一样粗壮有力，而他那无力的双腿却像孤儿的两条细腿似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注视了尸体片刻，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在与死神做着徒劳抗争的漫长岁月中，他还极少有这样的感触。
“可怜的傻瓜，”他对死者说，“最糟的事总算结束了。”
他盖上毯子，又恢复了学院派的高傲神情。去年，他刚刚为自己的八十大寿举行了三天的正式庆典。在答谢辞中，他再次抵制了退休的诱·惑。他说：“等我死了，有的是时间休息，但这种不虞之变还没有列入我的计划当中。”尽管右耳越来越不中用，也尽管他得靠一根银柄手杖来掩饰自己蹒跚的步履，但他的穿着依旧像年轻时一样考究：亚麻套装，怀表的金链挂在背心上。他的巴斯德式胡子是珍珠母色的，头发也是，梳理得服服帖帖，分出一道清晰的中缝，这两样是他性格最忠实的体现。对于越来越令他不安的记忆力衰退，他通过随时随地在零散的小纸片上快速记录来做弥补，可最后，各个口袋都装满了混在一起的纸片，难以分辨，就像那些工具、小药瓶以及别的东西在他那塞得满满的手提箱里乱作一团一样。他不仅是城中最年长、声望最高的医生，也是全城最讲究风度的人。然而，他那锋芒毕露的智慧以及过于世故地动用自己大名的方式，却让他没能得到应有的爱戴。
他给警官和实习生下的指示明确而迅速。不必解剖验尸。房里的气味足以确定，死因是小桶中某种照相用酸液引起的氰化物挥发，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对这些事十分清楚，所以绝不可能是意外事故。面对警官的犹疑，他用自己典型的方式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您别忘了，在死亡证明上签字的是我。”年轻的医生非常失望：他还从来没有机会在尸体上研究氰化金的作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惊讶于自己竟从未在医学院见过这个学生，但那动不动就脸红的样子和安第斯口音立刻便使他明白了：也许这年轻人才刚刚来到这座城市。他说：“要不了几天，这里的某个爱情疯子就会给您提供这样的机会。”话一出口，他这才意识到在自己所记得的数不清的自杀事件中，这还是第一起不是因爱情的不幸而使用氰化物的。于是，他一贯的口吻有了一丝改变。
“到时候好好留意，”他对实习生说道，“死者的心脏里通常会有金属颗粒。”
接着，他就像对下属说话似的同警官交谈起来。他命令警官绕过一切程序，以便葬礼能在当天下午举行，而且要尽可能秘密地举行。他说：“稍后我会去和市长说。”他知道，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是个极端俭省的人，生活近乎原始化，他靠手艺挣来的钱远远超过他的生活所需，因此，在房间的某个抽屉，想必会有绰绰有余的存款来支付安葬的费用。
“没找到也没关系。”他说，“全部费用由我承担。”
他让警官告诉报界，摄影师是自然死亡，尽管他相信这消息根本不会引起记者们的丝毫兴趣。他说：“如果有必要，我会去和省长说。”警官是个严肃而谦卑的公务人员，知道医生对公事向来一丝不苟，有时甚至因此激怒最亲近的朋友，所以很惊讶他竟会如此轻率地为了加快安葬进程而跳过法律手续。他唯一不愿做的，便是去和大主教商量，让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葬在圣地。警官对自己的失礼有些后悔，试图做出解释。
“我知道，他是一位圣人。”
“更为罕见的是，”乌尔比诺医生说，“他是一位无神论的圣人。但这些就是上帝的事了。”
远处，在这座曾经的殖民城市的另一端，教堂里响起了召集人们去望大弥撒的钟声。乌尔比诺医生戴上半月形的金丝眼镜，看了看挂在金链上的怀表——方形的怀表做工精致，盖子是靠弹簧打开的——再不走就要错过圣神降临节的弥撒了。
客厅里有一架底座带轮子的巨型照相机，就像公园里用的那种。幕布上用手工作坊的颜料画着黄昏海景。墙上挂满了孩子的照片，拍的是各种值得纪念的时刻：第一次领圣体，戴兔子面具，幸福的生日。年复一年，乌尔比诺医生就在这里，在下午全神贯注的棋局中，看着墙壁逐渐被照片覆盖。有很多次他都心痛地想，在这个由一张张不经意间拍下的照片组成的画廊里，就孕育着这座城市的未来：它将由那些性格不定的孩子们统治，并最终被他们毁灭，连一丝昔日荣耀的灰烬也不复存在。
写字台上，一个装了几支水手烟斗的罐子旁边，是一盘还没下完的棋。尽管乌尔比诺医生急于离开，而且心情阴郁，但还是抵不住对这盘残局研究一番的诱·惑。他知道这一定是前一晚留下来的，因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每天黄昏都下棋，而且每星期至少跟三个不同的人对弈，但他一向都会把棋下完，然后把棋盘和棋子收进盒子，放进写字台的一个抽屉。医生知道他惯执白子，而这一局，白棋在四步以内必输无疑。“如果真是谋杀，这里面一定有不错的线索。”他自言自语道，“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一个能布下如此精妙的埋伏。”为何这位向来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从不屈服的战士，竟没有完成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战斗？若不调查清楚，他简直会活不下去。
早晨六点，巡夜人在做最后一圈巡逻时，看见钉在临街大门上的一块牌子上写着：请进，无需敲门，并请通知警察。很快，警官和实习生就赶来了。两人把房子搜查了一遍，试图在无可置疑的苦杏仁味之外寻找由其他原因致死的证据。就在医生驻足分析那盘未下完的棋局的短短几分钟里，警官在写字台上的纸堆中发现了一封写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信。信封被厚厚的火漆封得严严实实，为取出信，不得不撕烂信封。为了让屋里的光线亮一点儿，医生拉开黑色的窗帘，先飞快地扫了一眼这沓工工整整写满了正反两面的十一页纸。而当他开始读第一段时，就明白自己肯定赶不上圣神降临弥撒的圣餐了。他读着信，激动得气喘吁吁，时而为找回中断的头绪往回翻上几页。等读完后，他看上去就好像刚刚从很远的地方、花了很长的时间回来似的。尽管努力克制，但他的沮丧显而易见：嘴唇发蓝，一如尸体的颜色；而把信折起来放进背心口袋时，他也无法控制手指的颤抖。这时，他才又想起身边的警官和年轻的医生来，透过一片沉痛的迷雾，他冲他们笑了笑。
“没什么特别的。”他说，“不过是他最后的一些嘱托。”
这只是一半的真相，但他们却把它当作事实的全部接受了，因为他们按医生的指令揭开一块地砖，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一本陈年账簿，上面记着保险箱的密码。死者的钱虽没有他们想象的多，但也足够应付葬礼并结清一些小额账目。这时，乌尔比诺医生意识到，在神甫宣讲福音之前，自己也无法赶到教堂了。
“自我懂事以来，这还是第三次错过星期日弥撒。”他说，“但上帝会原谅我的。”
尽管他几乎按捺不住想与妻子分享信中秘密的急迫心情，但还是宁愿再耽搁几分钟，把细枝末节安排妥当。他答应去通知城里为数众多的加勒比流亡者，因为或许他们会想向这样一位最受人尊敬、最活跃、也最激进的人表达最后的敬意，尽管很显然，他最终还是向令人绝望的坎坷屈服了。他还会去通知死者的棋友，无论是杰出的专业棋手还是无名小卒，另外，也会通知其他一些和死者交往不那么频繁但也可能想参加葬礼的朋友。在看那封遗书之前，他本决定要做主事的第一人，但读过信后，他什么也不敢确定了。不过不管怎样，他还是要送一个栀子花的花圈，因为也许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在最后一刻表达了悔意。葬礼安排在下午五点，在炎热的季节，这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如果有事找他，他从中午十二点起就会一直待在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乡间别墅，他这位爱徒那天将举办豪华午宴以庆祝自己从医二十五周年。
自从度过最初艰苦奋斗的岁月，赢得了全省无人能及的尊敬和名望，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过起了规律的生活，每日的行踪都有律可循。他每早鸡鸣即起，并从那一刻开始服用一些秘方：溴化钾以提神醒脑，水杨酸盐以缓解阴雨天的骨痛，几滴黑麦角汁以克制眩晕，颠茄以保证良好睡眠。他在不同时刻服用不同药物，而且总是背着人偷偷服下，因为在漫长的医生和教师生涯中，他向来反对为人开具延缓衰老的药方：对他来说，忍受别人的病痛要比忍受自己的容易得多。他的兜里总是带着一小包樟脑，没人看见时便取出来深吸上一口，以消除那么多药物混在一起带来的恐惧。
他会先在书房里待上一个小时，为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早八点在医学院讲授的普通临床课备课，这门课他一直教到了去世前一天。他也是文学新作的忠实读者，他在巴黎的书商会把书邮寄给他，本地书商也会为他从巴塞罗那订购，尽管他并没有像